由邹静之、刘恒、万方三位编剧创建的龙马社成立15年了。作为一家民营剧团，龙马社背靠强大的作家团队，却依然没能走得比其他剧团更顺利。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他们努力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而这背后是更多民营剧团挣扎求存的现实。
《肖申克的救赎》即将在2024年1月迎来中文版线月公布了这则消息，确认由张国立执导。这部引进话剧最初由国内另一个企业拿下版权，在疫情中被搁置下来，版权辗转流到龙马社手里。然而难题紧接着出现了，找谁演呢？来回地商量，最终决定全部启用外国演员，但将全程进行中文演绎。敲定的演员分别来自7个国家，包括常常会出现在国内电视节目上的加拿大人大山、在北京居住了30年的美国人安迪等，共同点是都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从市场角度来看，这像是一个努力吸引观众的策划。这不是龙马社第一次对严肃话剧进行出人意料的改编。去年4月，龙马社联合德云社重新演绎的《窝头会馆》也曾令人感觉新鲜。《窝头会馆》由作家、编剧刘恒创作，原本是北京人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大戏，故事是正剧风格，发生在北平解放前一年，讲述了一个名叫“窝头会馆”的四合院里，几户底层人家在新旧更替之际的悲欢离合。人艺版由林兆华导演，何冰、濮存昕、宋丹丹等人主演，十来年里被搬上舞台130余场。当龙马社董事长姚怡向刘恒提起重排一版《窝头会馆》时，并没有想好要怎么做，“人艺的版本已经是天花板，怎么演都很难超越它”。她想请张国立为龙马社执导一版，张国立没有答应，第二次提起，又被拒绝了，后来干脆换个思路，请来德云社出演。理由很多：《窝头会馆》的故事有浓厚的京味儿，而郭德纲能说一口地道的京腔，于谦本身就是北京人。话剧依赖台词表达，两人作为相声演员，语言表现力不逊于话剧演员。更重要的是，白手起家的两人能贴合底层市井小民的人物个性。当然，德云社的市场号召力也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得知这个提议后，张国立觉得可行，当即联系郭德纲促成了此事。
看起来总是剑走偏锋的龙马社，资历却称得上老派，其基因秉承现实主义话剧的传统。剧团发起人是编剧邹静之，他在影视圈内成名已久，创作过电影《一代宗师》《归来》《一秒钟》、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五月槐花香》等剧本。他坦白地承认，从影视进入戏剧，为的是解决个人困扰。作为一名编剧，邹静之一直有自己的苦恼，那就是很多艺术形式的文本归属都与编剧无关。“提到电影，大家说的都是导演；提到电视剧，大家说的都是演员；提到歌剧，大家说的都是作曲家。”邹静之想来想去，觉得唯一会归到编剧头上的就是戏剧，比如老舍的话剧、莎士比亚的戏剧。并且，除了戏剧，其他艺术门类的执行往往不是编剧说了算，对编剧的创作干涉也相当多。由此，他有了创立一家剧社的念头。
2008年剧社成立之初，邹静之拉来作家刘恒。刘恒曾为电影《秋菊打官司》《菊豆》《金陵十三钗》《集结号》写过剧本，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少年天子》等也是他的作品。曹禺之女万方也被邀加入剧社，此前她已经创作过电视剧《空镜子》《日出》等剧本。由3位名编剧构成的剧社便宣告成立了，取名龙马社，蕴含三人的属相，也取“龙马精神”之意。背靠资深编剧团队的龙马社，最初也有“作家剧团”的野心。短短四年内，龙马社连续上演了5个原创剧目，包括邹静之创作的《操场》《莲花》《花事如期》，万方创作的《有一种毒药》《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平说，龙马社话剧的影响力，很大程度建立在几位剧作家的戏剧创作能力之上。刘平多年来专注国内民营话剧的发展研究，在他看来，国内现有的民营剧团多以导演为主导，比如林兆华戏剧工作室、孟京辉戏剧工作室、李伯男导演工作室等；有些剧团的编剧是由导演兼任，比如黄盈、何念等；而有些剧团即使有优质编剧，也达不到龙马社这样的数量。
然而龙马社在最初几年的发展却谈不上顺风顺水，剧社的经营一度出现负债，直到2017年《断金》上演。《断金》是一出老北京题材的现实主义话剧，故事以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前身东安市场为背景，从清末到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串联起50年的社会变迁。邹静之历时10年才完成最终剧本。在轰轰烈烈的时代巨变中，邹静之着眼于在夹缝中求生的小人物，塑造了3个有不一样人生追求的角色的命运起伏：没落家族子弟富小莲、精明现实的生意人魏青山、爱唱戏的市井小民贵宝。演出阵容确定为张国立、王刚和张铁林的“铁三角”，他们都是邹静之的老朋友，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让这个组合有了极高的大众普及度。《断金》某一些程度在演出市场上受其裨益，先后在国内外多个城市巡演，演满100场收官，吸引了15万人走进剧场。
《断金》的成功，开启了龙马社与“铁三角”持续多年的紧密合作。但即便有明星效应作为助力，想要致力于制作原创剧目的龙马社仍旧没办法保证持续产出作品。为维持剧社的正常运转，一部分剧目还得依靠重排和引进。2016年，龙马社将韩国的现象级音乐剧《洗衣服》引进国内，并打造了本土化的中文版。《洗衣服》在引进中国之前已经演出4300余场，观剧人次超过60万。在大量观摩国外的音乐剧后，他们才最终选择了这部成本相对可控的小剧场音乐剧，版权签约期为5年。然而受各种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这部引进自韩国的剧目停演了3年，龙马社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为了走出困境，2020年，龙马社决定重排《我爱桃花》。《我爱桃花》首演于2003年，当时邹静之被时任北京人艺副院长的任鸣委托为人艺创作一部作品，这也是他创作的首部话剧剧本。故事灵感来自明代陆人龙的拟话本小说集《型世言》，邹静之将它延展成了一段戏中戏，在古代和现代之间来回穿梭，意在探究人性恒久的复杂幽微。原版《我爱桃花》曾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演了300多场，成为各地小剧场舞台的常客。龙马社的新版本做了诸多考虑当下观众接受度的改造。他们请来张国立担任导演，从小剧场搬上国家话剧院的大剧场，通过现在流行的多媒体技术来丰富舞台效果，融入了现代舞的表演，并由小沈阳跨界出演，男主冯燕的个性也随之做了调整，风流之外显得更为胆小怕事，以突出人物更普通的一面。首轮演出4场，演出门票全部售罄。这样的市场化运作与体现当代性的改编，都算是龙马社在生存之道上的自我摸索，也有人理解为平衡与妥协。
15年前，龙马社成立后的第一部戏是《操场》。这是一个流露出强烈作者意识和个人色彩的作品。故事塑造了一位中年失意的高校老师，面临着家庭生活的无力，经历着师生关系的紧张，充满知识分子式的自我拷问。《操场》首演时，邹静之曾说这部戏是对自己的批判，称剧中所有人物都有自己的影子。那时，他着眼更多的是作品的艺术性和哲学性。
尽管如此，邹静之说，作为社长他也并没有让自己过于理想化，早早便想到自己不仅要负责作品的质量，还一定要重视运营和推广，为作品开拓市场。然而，做着做着还是做成了“赔本赚吆喝”。
时间过去15年，邹静之对《操场》初排的记忆仍然深刻。排练是在一位朋友的家里进行的，将朋友女儿暂时不住的房间充当排练室。经费来自邹静之一些做教育和实业的朋友的赞助，总共凑齐150万元。演员找来了韩童生、陈小艺、李建义等人，导演则是徐昂，基本是人艺的班子。第一轮在北京首都剧场上演，靠售票回收了90万元成本，之后却临时刹车了。提起原因，邹静之觉得很无奈。那时龙马社没固定的演员，大家演完一轮就回到影视剧组或是原剧团单位，而龙马社没有抢人的优势。《操场》的舞台布置和道具设计相对复杂，每演一轮都颇费心思，成本也不低。邹静之并不擅长处理剧团事务，演员为了角色发生纷争是时有的事，他不得不经常应付半夜打来的电话，连演出的服装都得操心。“我那时候个人压力特别大。”邹静之说。《操场》第二轮巡演无望，邹静之打电话告诉当初借钱的朋友，说近期还不了钱了，朋友回说，“这钱你就忘了吧”。
龙马社成立6年时，邹静之算了笔账，剧团亏损了450万元，还欠债80多万元。最困难的时候，他想将剧团解散，却又心有不甘。几个作家面对经营难题终于陷入困顿。邹静之不得不寻求外界的帮助，这时他遇到了姚怡。姚怡对文化领域的投资很感兴趣，经哲学家陈嘉映引荐，她主动找到邹静之。那时候想投资龙马社的人也有一些，但不是想将公司的程式化管理运用于剧团，就是对剧团的经济回报有不切实际的高要求，甚至希望剧团实现上市的目标，邹静之都没有办法接受。姚怡接手龙马社以后，偿还了他们的债务，将几位编剧从剧团的经营事务中解放出来，她告诉邹静之，只管专注于创作，其他的事她负责搞定。但她也重构了龙马社的经营思路，注重名导名编名演员的明星阵容，开发重磅的大剧场项目，争取出国巡演的机会。
《断金》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龙马社没形成自己的影响力，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断金》将龙马社推上了正轨，剧社开始扭亏为盈。“《断金》之后，我们每部戏都是赚钱的。”姚怡说。
2017年《断金》首演时，张铁林60岁，张国立62岁，王刚69岁，三人一演就是7年。看着他们站在台上稳当地念出大段独白，演出自己笔下人物的悲凉时，邹静之异常感动。今年《断金》演完100场后，“铁三角”组合就将收官。邹静之又为他们写好了话剧版的《铁齿铜牙纪晓岚》，计划明年与观众见面。其实他早在2003年就已开始创作，那时候还没有龙马社，但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打乱了他的计划。多年后他和姚怡重新提起，两人都主张邀请“铁三角”再度合体。提起话剧版的改编思路，邹静之称，这次要“玩得比《我爱桃花》还疯”。
与市场接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作为一个作家剧团的初衷还能保留多少？邹静之最初对戏剧的畅想都停留在小剧场，他喜欢小剧场那种观众和舞台近距离接触的亲近感，喜欢听演员吟诵的声音在剧场回荡，早期他的作品也多围绕小剧场而设计。但经营剧团的过程让他看到这一个领域的现实——小剧场话剧难以形成产业，他不得不为龙马社的未来做出选择。
走上正轨后的龙马社开始吸引慢慢的变多的成熟演员，高晓菲是其中一位。与龙马社结缘后，为了专心演好舞台剧，她推掉了一些影视剧的邀约，之所以将天平倾向于舞台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角色，“一个好的影视剧本能到演员手里是特别难的事”。除了《断金》中的洪姨太，她还承担起了《我爱桃花》中的女一号，都是她不想错过的角色。高晓菲有时也在北京的拽马戏剧酒吧表演，拽马的剧目大多依靠引进，以小体量的客厅戏居多，并以多元的艺术风格见长，和龙马社的求存路径不一样。
虽然解决了剧社的票房营收和市场运营问题，但龙马社另有一大心病，那就是剧场，而这几乎是民营剧团所面临的最难关卡。
和大多数民营剧团一样，多年以来，龙马社没有自己的剧场，虽然以往的剧目往往得以在大剧场上演，但场地始终没有办法固定。2009年第一部话剧《操场》在首都剧场首演，2012年《花事如期》在国家大剧院首演，2017年的《断金》和2022年的《窝头会馆》都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演出和排练始终受到剧场的限制，想如愿约到合适的剧场以及档期十分不易，只能陷于被动等待的境地。
邹静之曾为此饱尝苦头，“像孤魂野鬼似的，到处磕头求人借地方”。他时常想起去日本拜访过的铃木忠志戏剧基地，他们将无人居住的传统民居改造成剧场，还在山中建造起露天剧场，这让他特别羡慕。为了拥有龙马社自己的据点，姚怡看遍了北京的场地，不是场租太贵，就是位置太偏。这些年，姚怡发现在北京做剧团逐渐更艰难，政策的收紧和剧场的稀缺导致民营剧团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北京在她眼里变得“没什么有意思的事可以干了”。
龙马社遭遇的难题，也是民营剧团面临的普遍困境。刘平告诉我，以北京的民营剧团来说，租不到好的剧场或好的档期是很大的发展制约。北京的剧团拥挤，好剧场往往为国营剧团所有，他们的自用需求也很大，剧场难以匀出多余的档期；并且，民营剧团由于规模小、资金少、人员单薄，在实力上也很难与国营剧团竞争抗衡，申请政策支持和基金扶持都不容易。如果民营剧团能拥有稳定的场地，将为他们的发展提供莫大的便利，刘平拿孟京辉的戏剧工作室举例：“他们租了一个固定的蜂巢剧场，想演什么戏、何时演，都能自己决定。”
民营剧团的发展至今经历了30多个年头。相较于国营大团，民营剧社往往有更大的灵活性，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更多元的探索的便利，并且演出剧目也与当代人的生活以及情感联系更紧密，注重通过作品来连接更多受众，比如李伯男创作的“爱情三部曲”，赵淼导演的肢体戏剧等。“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吸引年轻观众”，刘平说。与此同时，民营剧团还为戏剧人提供了成长的平台，李伯男、黄盈、赵淼等导演都先后从民营剧团走上更大的舞台，这也是民营剧团对话剧市场和文化实践做出的贡献。在刘平看来，从2000年到2013年，是民营剧团蒸蒸日上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民营剧团演出非常活跃，在整个线%的份额。而这一时期民营剧团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策环境的支持，那几年政府文化管理部门连续出台了有关民营戏剧方面的各项政策，刘平尤其提到2005年下发的《文化部、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鼓励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的重要性，这份文件放宽了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市场准入，简化了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演出审批手续。
与此同时刘平也观察到，从2014年开始，民营剧团的发展势头开始减弱。国家艺术基金等政府资金大量投入国营艺术院团，制作成本随之在提高，剧场场租也在提高。对于小本经营的民营剧团来说，好的剧场租不起，好的档期租不到，演出收不回成本。其间，相继停止营业的民营剧团有木马剧场、可当代戏剧工作室、雨人剧社等。刘平说，龙马社还能经常与大剧院合作，已经好过很多民营剧团的生存状况。
其实，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龙马社也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北京以外的地方。2020年，龙马社在青岛成立了黑匣子剧场，这是一个仅够容纳100来人的小剧场，但就坐落在姚怡自己开设的酒店里，这将省去一大笔场租费用。黑匣子剧场成立后，给了龙马社的年轻团队一个稳定驻扎的地方，并且形成了“在青岛排练、去北京首演”的双城模式。姚怡的想法是：“像鼓楼西剧场一样，培养自己的观众，自己的团队。”然而青岛的剧场还是太小，龙马社许多大制作剧目来说始终受限，龙马社还需要寻找一个更大的空间。
最终，龙马社找到的地方在深圳。今年6月，在《断金》第100场演出现场，张国立宣布龙马社与坪山区签约，落户深圳，并说：“未来我们要看到龙马社的戏，就是出自坪山龙马社的戏。”这场缘分始于去年《断金》在深圳坪山大剧院的演出，《窝头会馆》和《肖申克的救赎》届时也将在坪山大剧院演出。
深圳为龙马社提供的是村民搬迁后留下的3个村庄。龙马社正计划对这个地方进行整体改造，打造出一片广场、1个室内大剧场和6个半露天小剧场连在一起。改造完成后，龙马社将搬迁到深圳。邹静之去改造现场看过后，感觉它有些像铃木忠志的戏剧基地了，“我很喜欢，有那种淳朴乡村的质感，还有草房剧场”。姚怡希望搬到深圳的龙马社能形成一种公共氛围，任何一个人都能平等地去参加了，就像古希腊的戏剧高度介入人们的精神生活。这是她所理解的艺术的在地性，“作为创作者，你跟你的观众在一起吗？”她和张国立已经提前设想好，以后要邀请基地附近的村民一起来演戏，也演给村民看。但她并不指望龙马社日后能收获太高的经济回报，这是她在入行之前就做好的心理上的准备，“这个行业达不到资本的要求”。
至于邹静之，眼下他更担心的问题是数字时代观众的变化，年轻人用着更时髦的网络语言，刷着更简短的短视频，看电影都用快进键，还会来看舞台剧吗？相比之下，他感觉自己更像是停留在“细雨骑驴入剑门”的时代，骑着驴一寸一寸地行走在大地上。但邹静之又想，幸好还有舞台剧，“是奶与蜜的家园”，等龙马社步入新的阶段，他要想着怎么在71岁的年纪写出更多的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