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将化肥比喻为粮食的“食盐”,我国则开始尝试通过科学技术创新,使之成为粮食的“味精”,以彻底改变化肥超量使用的现状。那么此前一直倡导的“化肥是粮食的粮食”是不是真的存在误导?
减少化肥使用量,必须增加有机肥的生产、推广及使用,然而,价格高、肥效慢,使农民不愿意用;缺乏生产标准、物流成本高、国家补贴不到位,使公司制作积极性不高;配套政策不健全、市场体系建设滞后,导致我国对于畜禽粪尿资源化利用仍处于初级阶段。有机肥的市场化道路依然崎岖漫长。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然而有机肥的推广使用却遭遇重重阻力
今年,《农业部关于深入推动科学施肥工作的意见》正式对外发布,意见要求“化肥用量增长态势基本得到控制”,并提出“大力开发利用有机肥资源”。
阳春三月,新一年的农耕工作是否能按照意见的要求顺利开展?调查中,《中国科学报》记者看出,在化肥使用过量的现实下,有机肥则在生产、流通和使用中困难重重。
3月中旬,山东沂源县鲁村镇果农李孝实开始为1.5亩的苹果园松土。按照惯例,大约一星期后,他便要给60多棵果树施肥。“所有的地施一遍肥需要6袋复合肥,每袋50公斤。”李孝实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复合肥具有养分含量高、副成分少且物理性状好等优点,对促进作物高产稳产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养分比例基本是固定的,而不同土壤、不同作物所需的营养元素种类、数量和比例则是多样的。
不过,李孝实对肥料的认识并不多,果树生长情况和苹果的产量才是他最关心的。
每年除了3月,李孝实的果树还能再施两次肥。“四五月份一次,七八月份一次,大概是在果树萌芽期和果实膨大期。”他介绍。
后两次施肥的数量和肥料类别都与第一次相同,所以,李孝实的果树每年需要用20袋左右复合肥,合计约1吨。按照每袋化肥180元的价格计算,他每年的化肥投入就得3600元。“算下来卖一个苹果,有一毛钱的化肥成本。”李孝实说。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由于还养了几头猪,加上村子周围的多个养殖场,李孝实的果树常常能“享受”到新鲜的家畜粪便。
“化肥和粪肥的使用量大约是3比2。”李孝实估算。这样的施肥过程,他已经周而复始延续了多年。去年,这个习惯因为“有机肥”的到来开始发生改变。
2011年春,李孝实破天荒地买了几袋有机肥。“经销商来宣传,我也觉得这些年土壤变懒惰了,肥料效果不如以前好。”他说。
没想到,这却遭到了家人的质疑,用了这么多年的化肥,突然改成了新肥料,着实让人感到担忧。“我们家一年的收成全在果树上,经不起失败。”家人对他说。
但是,李孝实还是决定尝试一下,买了几袋单价为100元左右的有机肥。他把颗粒状的有机肥成品和化肥掺在一起,并将混合物撒进了地里。
然而,一年下来,他隐隐感觉到,果树长势和苹果产量似乎不如以前。最后,李孝实将原因归咎于有机肥的效力不行。
于是,在今年春天来临前,考虑到苹果产量的问题,李孝实还是放弃了这个“能改善土壤肥力”的新式肥料。
然而,他心中的矛盾并没解决。一方面,在土壤日益变“懒惰”的情况下,他没有更好的增产办法,是时候选择有机肥来改善土壤了。另一方面,不仅自己的果树,周围的邻居也都反映有机肥效果不好,也都不知道应当如何正确使用。
“土壤是不是到了不改善就种不了庄稼的地步?有机肥到底用还是不用?”李孝实不得而知。不应再是“粮食的粮食”
30年前,化肥开始成为促使中国农作物增长的最大动力。一开始,化肥中包含的氮磷钾等营养元素极大地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多施肥、多产出”的观念在山东、河南等广大农村地区颇为流行。
不过,近年来,农民们发现,化肥施得慢慢的变多,产量却不见涨,一些大棚和土地还出现了“死棚”和“绝地”的现象。
去年,山东寿光地区曝出“菜篮子”有病的消息。农民从最初施二三十斤尿素上涨到如今施上千斤复合肥。同时,不仅产量年年在下降,土壤还开始板结,一些从没见过的病虫害也纷纷抬头。
事实上,土地过量使用化肥的情况在我国正在成为一种恶性循环。有调查显示,1978年,甘肃全省化肥使用总量不过75万多吨,到2001年已达到226万多吨。每亩平均使用化肥量也由1978年的14公斤上升到2001年的44公斤。甘肃省预计,今年仅春耕生产就需要化肥200多万吨,相当于2001年全年的总量。
全国人大代表宋福如与农村问题打了多年交道,今年两会期间他再次提出,“化肥是粮食的粮食”这个观点误导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在宋福如看来,我国化肥利用率仅为30%到35%,而农业发达国家化肥利用率已达到60%。
“国外专家提出要把化肥当做粮食的食盐,我国应加快科学技术创新,努力把化肥当成粮食的味精,彻底改变超量使用化肥的现状。”宋福如说。
在化肥利用率低的同时,环境污染则是化肥使用过量饱受关注的现象之一。曾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正常采访的多名地下水环境专家均表示,农药及化肥的过量使用是地下水污染的重要原因。
“由于化肥、农药的普遍使用,农村地区地下水污染呈现面积广、难治理的特点。”一名环境专家说。
中国农科院曾对我国北方五省20个县的集约化蔬菜种植区做出详细的调查,调查显示,800多个调查点中有50%的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因过量用氮而超标。
有专家预测,2015年中国除江西、山西外的中部和东南部所有省份,均将因为过量用氮而成为地下水硝酸盐含量超标的潜在高风险区。
不仅在农学、环境学上,化肥使用过量在经济学上也逐渐受到关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马骥从2006年便开始关注经济学上的化肥使用过量问题。
“经济学上的过量,取决于两个概念,一个是化肥的价格,另外一个则是农产品的价格。如果化肥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化肥价格的比值小于1,在经济学上可被认为化肥过量。”马骥对《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
目前,农学、环境学和经济学上对于“过量”的认识尚未统一。比如化肥在农产品种植上是否过量以及过量的程度可能不同,经济上的过量未必意味着农学上的过量,也未必意味着环境学上的过量。
马骥介绍,他的研究团队正在和其他研究机构合作,试图从三个领域分析粮食作物上化肥使用过量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而该项研究结果有望在今年上半年出炉。
不过,为了进一步提出化肥使用过量的对策,马骥还对农民使用化肥的习惯进行了调查。“我们针对华北平原的500多户农家进行了调查,包括了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中的9市18县。”马骥说。
一线农村调研为马骥和他的同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并有助于解释李孝实提出的使用肥料的难题。
马骥解释,虽然近年来化肥价格较高导致农民用肥成本增加,但和肥料成本比起来,他们往往更担心产量,于是会多买、多施肥。
比如,尿素氮含量不可以少于47%,农民会想,如果尿素没达到这个标准,产量低了怎么办?于是,他们会倾向于多买多施以保证产量。这也是农民规避化肥质量上的问题的一种行为。
马骥还看到,使用能够改变化肥单一结构的有机肥仍非常少。一般农户家里都饲养了猪、牛、鸡等畜禽,畜禽粪便经发酵后可直接还田。然而,调研结果为,如今的粮食种植户饲养畜禽的比例较低,导致没办法获得农家肥。
而购买猪粪、蛋鸡粪为有机肥原料的农户,在被调查的500多个样本中不足10%。“价格高、肥效慢是农民不愿意用有机肥的根本原因。”马骥说。
看上去,李孝实的两难选择似乎在极短的时间内难以解决。马骥却在自己的另一项研究中寻找突破。
在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的一项研究中,他正好在为提高蛋鸡养殖的废弃物处理问题冥思苦想。
据介绍,目前,我国蛋鸡每年产生粪便0.64亿吨,仅占全国畜禽粪尿总量的2.85%。但是由于蛋鸡养殖区域大多分布在在华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相对集中的养殖区域给当地蛋鸡养殖和环境保护带来很大压力。
他发现,从畜牧业的角度来讲,蛋鸡粪便的利用率很低。“如果能把蛋鸡废弃物处理和生产、推广有机肥联系在一起,问题就变简单了。”马骥想。
尽管在理论上能同时解决有机肥生产原料和养殖环境污染的问题,但有机肥也面临着颇为尴尬的局面。在专家们看来,有机肥在流通、市场及政策上都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生产和环境控制研究室岗位科学家、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廖新俤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目前,在有效半径范围内,大量而且集中的畜禽粪便很难被当地消纳,远距离运输会增加许多成本。
事实上,四川、湖北等地的养殖场周边已经兴起多家有机肥生产企业。四川绵阳圣鑫肥料有限责任公司便是其中之一。公司负责人杨多荣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圣鑫公司生产的有机肥原料为周边地区的奶牛、猪、鸭、鸡等养殖场的粪便。
一般情况下,有机肥生产周期约为3个月。首先,粪便都需要在加热条件下进行预处理。温度和时间随季节而变化,春夏季节需在80摄氏度下处理48小时,而秋冬季节则需在60到80摄氏度下处理72小时。为了杀死球虫卵及大肠杆菌,预处理后的粪便需发酵10到15天。
“最后,再进行为期60天的二次发酵并加工成粉末状,才能作为有机肥成品出厂。”杨多荣说。
杨多荣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公司生产的有机肥出厂价为每吨500到650元,假如要从绵阳运往江西,运输产生的费用将使每吨肥料价格持续上涨200元左右。
“刚到当地经销商手中,有机肥的价钱就涨到900元左右。”杨多荣介绍,再由经销商转手卖到农户手里,每吨价钱将超过1200元。
同时,从肥效上说,3吨有机肥中所含的碳铵的量相当于1吨化肥。因此,如果要达到与化肥同等的肥效,则总共需要3600元的有机肥。而日前这一地区的碳酸氢铵的价格仅为每吨800多元。
在杨多荣和农业专家们看来,铁路运输是价格偏高的重要的因素。据悉,与享受国家相关运输优惠政策的化肥相比,一车皮共60吨有机肥的运费则要多出4500元。
因此,马骥认为,对有机肥的补贴政策应上升到国家层面,同时应将有机肥纳入到肥料流通优惠或补贴体系中。“这才能实现有机肥的大流通,让农民买得到、用得起。”他说。
不仅运输成本问题亟待解决,我国畜禽废弃物商品市场体系仍不健全。例如,由于农作物施肥的季节性,畜禽废弃物产品使用也存在很明显的季节性。
“这就造成了价格的差异,淡季时的产品堆积导致损耗,浪费了资源,也极度影响生产企业资金的周转。”马骥解释。
同时,生产标准的缺位也限制了行业的良性发展。在绵阳地区,杨多荣的竞争对手不仅包括以粪便为原料生产的有机肥企业,还包括了以制药厂、糖厂下脚料为原料生产有机肥的企业。
“他们的生产的基本工艺投入更低,价格也更低。”杨多荣说,“整个行业还处于低端的起步阶段,也没有有机肥生产的国家标准。”
而据记者了解,有的企业为降低废弃物含水率和减少成粒的成本,甚至在工艺流程中添加城市污泥。城市污泥中的重金属含量较高,不仅影响有机肥的肥效,还对土壤、农作物及人体健康带来危害。
此外,有机肥的推广最终离不开农民的支持。因此,专业的人建议,除了财政补贴外,还须通过技术推广和培训提高农户对有机肥的认识。
然而,在目前农民种粮几乎无利可图的情况下,单纯靠呼吁来推广有机肥的使用难免一厢情愿。事实上,农民在选择使用有机肥时,更倾向于用在经济作物而不是粮食作物上,因为前者能带来较高附加值;同时,种植大户与一般农户相比,更倾向于选择化肥而不是有机肥,因为他们要严控生产所带来的成本,而一般农户在肥料的使用问题上则表现得比较随意。
由此,倘若政府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与价格导向让农业生产有利可图,通过有机肥的使用有效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以效益最大化弥补前高投入带来的风险,有机肥市场必将迎来繁荣发展的春天。
未来,只有有机肥能真正用得起、用得好,像李孝实一样的千万农民才会重新选择它。
我国以占世界8%的耕地施用了世界30%以上的化肥,从而生产了占世界20%的粮食,化肥功不可没,但弊病也慢慢变得明显。
化肥增产效益从上世纪80年代每公斤养分增产5公斤粮食下降到不足2.5公斤,施肥开支大成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低的原因之一。
欧洲国家有机肥施用率为45%~60%,美国达60%~70%。而我国有机肥施用量仅3036.7万吨(养分量),不足全部施肥量的36%。
到2030年,我国须增加农田养分供应约1250万吨,而2009年的化肥产能已可满足此需求,亟须限制化肥产能盲目扩张。
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棉区,农工在抢施农家肥。 杜炳勋摄(新华社供图)